有蜀正人曰苏君，讳洵，字明允，眉州眉山东说念主也。君之行义，修于家推特 男同，信于乡里，闻于蜀之东说念主久矣。当至和、嘉祐之间，与其二子轼、辙，偕至京师，翰林学士欧阳修得其所著书二十二篇献诸朝。书既出，而公卿士医生争传之。其二子举进士，齐在高档，亦以文体称于时。

       眉山在西南数沉外，一日父子隐然名动京师，而苏氏文章遂擅天地。君之文，博辩宏伟，读者悚然想见其东说念主。既见，而温温似弗成言，及即之，与居愈久而愈可儿，间而出其悉数，愈叩而愈无限。呜呼，可谓纯明笃实之正人也。

       曾祖讳祐，祖讳杲，父讳序，赠尚书职方员外郎，三世齐不显。职方君三子，曰澹，曰涣，齐以文体举进士; 而君少，独不喜学，年已壮，犹不知书。职方君纵而不问，乡闾亲族齐怪之。或问其故，职方君笑而不答，君亦镇静也。年二十七，始大长途，谢其素所往返少年，闭户念书为文辞。岁余，举进士再不中，又举茂材异等不中。退而叹曰： 此不及为吾学也。悉取所为文数百篇焚之，益闭户念书，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年。乃大究六经、百家之说，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、圣贤穷达出处之际。得其粹精，涵蓄充溢，抑而不发。久之，慨然曰： 可矣。由是动笔，旋即数千言，其纵横凹凸，进出驰骤，必造于深微此后止。盖其禀也厚，故发之迟;志也悫，故得之精。自来京师，一时青年学者齐尊其贤，学其文认为效法。以其父子俱盛名，故号“老苏”以别之。

       初，修持上其书，召试紫微阁，辞不至，遂除试文牍省校书郎。会太常修纂建隆以来礼书，乃认为霸州文安县主簿，使食其禄，与陈州项城县令姚辟同修礼书。为《太常因革礼》一百卷，书成，方奏未报，而君以疾卒。实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。享年五十有八。皇帝闻而哀之，特赠光禄寺丞，敕有司具舟载其丧归于蜀。

       君娶程氏，大理寺丞文应之女。生三子： 曰景先，早卒;轼，今为殿中丞直史馆;辙，权大名府推官。三女齐早卒。孙曰迈、曰迟。有《文集》二十卷，《谥法》三卷。

       君善与东说念主交，急东说念主患难，死则恤养其孤推特 男同，乡东说念主多德之。盖晚而好《易》，曰：“《易》之说念深矣，汩而不解者，诸儒以附会之说乱之也;去之，则圣东说念主之旨见矣。”作《易传》，未成而卒。治平四年十月壬申，葬于彭山之安镇乡可龙里。

       君生于辽远，而学又晚成，常叹曰：知我者惟吾父与欧阳公也。但辱骂余谁宜铭。 

       铭曰：

       苏显唐世，实栾城东说念主。以宦留眉，蕃蕃子孙。自其高曾，乡里称仁。伟欤明允，大发于文。亦既有文，而又有子。其存不灭，其嗣弥昌。呜乎明允，可谓不一火。

五月色图

墓志铭是古代散文碑志体中的一种。碑志文因立碑场地与功用不同，常见的有记功碑、宫室神庙碑、墓碑文和墓志铭等几类。“碑”始见于《仪记·士昏礼》：“初学，当碑揖。”其注云：“宫室有碑，以识日影，知早晚也。”另据《礼记·祭义》云：“牲入丽于碑。”郑注：“丽犹系也。”孔疏：“君牵牲入庙门。系著中庭碑也。”可见碑的发祥颇古。但《释名·释典艺》中有歧见，认为“碑，被也。此本葬时所设也，施鹿卢以绳被其上，引以下棺也。臣子追述君父之功好意思，以书其上。后东说念主因焉，故建于说念陌之头，显见之处，名其文，谓之碑也。”叶昌炽则把碑的产生限于东汉。其《语石》云：“凡刻石之文谓之碑，当自汉以后始。”并引证欧阳修《集古录》跋云：“'至后汉以后，始有碑文; 欲求前汉碑碣，卒不可得。’是则冢墓碑，自后汉以来始有也。”他把碑分为述德、铭功、纪事、纂言四大类。墓志铭是其中的一种。墓志铭为一底一盖，凡两块方石，高宽不外二三尺之限。底刻志铭，盖镂标题，安措于墓圹之中。志用散文，铭为骈文，略述死者世系、姓氏、生平、爵里、事迹，以期传诸后世，防备坟场陵谷变迁，后东说念主尤可识其行诣。因此，墓志铭又有“墓记”、“墓碣”、“葬志”、“埋铭”、“圹志”、“阴堂文”、“灵舍铭”等多种异称。

欧阳修持苏洵撰写的这篇墓志铭是一篇迥异流俗之作。

与俗文不同的是，欧阳修文心巧构，考取了苏洵在文体上的配置与造诣落墨，因为老苏毕生未建大功勋业，其可传者尽在文章之学，是以，欧文对他的品德、才华、学识勤恳于推祟，从苏洵少不更事、散漫学业终而年壮长途、青年可畏这一事情中，畅发出“其禀也厚，故发之迟; 志也悫，故得之精”的坚苦感叹，精见明见，启东说念主心智。文章不假藻绘，不事雕斫，平实说念来，开篇即简叙老泉生平，以“修于家”，“信于乡里”，“闻于蜀之东说念主久矣”，层层递进，殊荣其正人“行义”。紧接着，以三苏父子赴京应考“名动京师”，甚至“苏氏文章遂擅天地”为机会，张开对苏洵的评隲。其间可叙之事繁冗，而尽纳于尺幅之内，号称得史迁神髓之笔。苏氏父子这一段超卓的经验，古东说念主多有详载。其先，苏洵曾探听出守成都的张方平，写有《上张益州书》并献上《权书》、《几策》、《衡论》、《洪范论》等论文，深得张的激赏，待之以殊礼，并理睬向朝廷举荐。雅州知州雷简夫也深敬苏洵其东说念主其文，在致书张方浅薄勤恳于保举苏洵。三苏父子带着张方对等东说念主的保举信，怡然启程赴京，献艺了一幕幕精彩动东说念主的文学界佳话。尽然，欧阳修一见苏洵父子其东说念主其文，“大称赏”，“目为孙卿子 (荀子)”，并不记前嫌，修书致谢张方平，认为“所荐得东说念主”。(李一公《东坡耳语》) 独立即把苏洵的文章呈献朝廷，写了《荐布衣苏洵状》，力主苏洵可用，评价他是一位“辞辩宏伟，博于古而宜至今，实有效之言，非特能文之士也。”据曾巩《苏明允悼词》可知：“欧阳修持翰林学士，得其文而异之，以献于上。既而欧阳公为礼部，又得其二子之文，擢之高档。于是三东说念主之文章哄传于世。”张方平《文安生生墓表》也可印证：“自是名动天地，士争吟唱其文，时文为之一变，称为老苏。”这些纷纭动情的旧事，百里挑一如昨，斯东说念主已逝，在欧阳修的笔下，写来异常简练精当，陡然使东说念主顿生欲见其东说念主之想，而笔势也由文及东说念主，以“既见”、“即之”、“与居”层层铺写，辩认用“温温似弗成言”、“愈久而愈可儿”蓄势，“间而出其悉数，愈叩而愈无限”对其才华盖世、饱学足才深相推许，使苏洵“纯明笃实之正人”宛然在目，令东说念主倾心盲从，心焉向往。文如其东说念主，文即其东说念主，号称说念德文章的仪范。

接下来，文脉折回推崇老泉的门第、事迹，初看似显错落，实则前文以倒叙之笔，后文用跳脱之法，断处齐续，文脉判辨。这种写法颇似推崇完一件事情的效果，给东说念主以较着的印象，回过笔来，以“先是”补叙事情始末。这一段补溯老泉长途为学的翰墨，意在反衬苏氏父子自后的“名动京师”并非事出无因，实为水到渠成之事。苏洵“闭户念书”，寸晷是惜，经由几次考场倦怠，剥肤之痛，从而潜心为学、长途著文，这段经验他在《上欧阳内翰第一书》中说得异常显然：“兀然危坐，竟日以读之者，七八年。方其始也，入其中而惶然，博不雅于其外而骇然以惊。偏握久也，读之益精，而其胸中豁然已明，”真真说念出了其中的况味，悟出了个中的妙谛。其父职方君苏序，深知少子抱璞而藏，有待雕斫，是以，对“独不喜学”的苏洵“纵而不问”，对乡闾亲族之怪“笑而不答”。由于老泉“大究六经、百家之说，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，圣贤穷达出处之际”，使其胸罗子史，雄视古今，厚积而薄发，“久之，慨然曰：'可矣。’”张方平评述老苏之文：“如大云之出于山，忽布天方，倏散无余;如大川之滚滚，东至于海源”(《文安先生墓表》)，颇具战国纵横家风;曾巩之说号称定评：“烦能不乱，肆能不流。其雄健俊伟，若决江河而下也;其辉显豁然，若引星辰而上也。”(《苏明允悼词》)是以，欧阳修在此文中说苏洵“生于辽远，而学又晚成”，握管为文，“旋即数千言，其纵横凹凸，进出驰骤，必造于深微此后止”，并非过誉之词。

志文纪录了苏洵一世的著作颇丰，时有惠解，并以骈文为铭。盖棺论定，“大发于文”，其一世事迹，尽在文体。非特此也，“亦既有文，而又有子”，进而牵引出其子苏轼、苏辙。二东说念主内受异秉，外现灵根，深受父训，漱石砺齿，有其父珠玉在前，昆仲二东说念主踵武其后，脱颖出世，雏风清声，出类拔萃。赴京应考，擢在高档，真可谓双璧同辉，一时瑜亮。尤其是乃兄苏轼，克绍其裘，自后居上，骎骎乎有远过欧阳修之势。欧阳修见了苏轼的试卷，“以书语(梅)圣俞曰：'老汉当避此东说念主放出一头地。’”(苏辙《东坡先生墓志铭》)，正应合了铭文中“其存不灭，其嗣弥昌”之言，若此，老苏“可谓不一火”矣。欧阳修与苏洵生死之交，埙篪相应，对晚生后学导引擢荐不遗余力，作念为春风时雨、范例群伦的一代宗匠，这恰是欧阳修桃李门墙，蔚然称盛的原因。

碑志可视为列传文体的一种，欧阳修在《论尹师鲁墓志》中对此建议了“简而有法”的原则。在《上王枢密求先集序》中力主“事信言文”，“不虚好意思，不溢恶”，这么智商立言不灭，传信后世。这是他一贯的目的，他我方也恰是如斯身膂力行，躬与推论的。这篇为苏洵撰写的墓志铭，故东说念主已逝，黄垆之想当痛，但是，写来平朴无华推特 男同，纯粹得法，饶沃为之，饱含热诚而不溢露，表述死者一世行迹以史笔与文心相长入，收拢苏洵一世中三个要点敷笔着墨——正人之行的说念德，“涵畜充溢”的知识和著作丰赡的学识款款说念来，使东说念主感到苏洵其东说念主其文堪为一时之杰，师范足式。味澹始真，香清自永，恰是这篇文章历千古而如觌面，感东说念主至深的原因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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